作者：刘丹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6日第284期
英国剑桥大学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学者凯特·巴雷特（Katy Barrett）在其3月14日发表的文章《从小册子到像素：转变中的人文学科》（From Pamphlet to Pixel: The Humanities in Transition）中提出，高校人文学者应转变态度，在教学与研究中更多利用电子技术，以促进学科发展。
“数字人文学科”与“数字人文学者”
巴雷特在文中提出了“数字人文学科”（Digital Humanities）概念，其指用电子技术来处理和分析传统人文学科研究资料，并结合人文研究方法论和电子工具创建电子历史文本的人文研究。
巴雷特还定义了“数字人文学者”（Digital Humanist）的概念。他说，当我们描绘一位人文学者的形象时，很难将他们与电脑实验室中操作数据库和编程软件的形象联系起来。数字人文学者的设想将打破上述思维定式，达到跨越狭义人文学科定义、进入与电子技术结合的广阔人文学科研究平台的目标。
数字化推动人文学科发展
目前，数字化已经渗透到人文学科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政府学术基金会资助下，许多人文学科的研究资料得以在线阅览，大大简化了学者查阅资料的过程。
各大高校也在努力实现学术资料数字化。英国牛津大学将牛顿手稿、达尔文通信等原始手稿数字化；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将瑞典境内希腊语手稿整理成数字化目录；美国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和原稿图书馆在线公布了尤金·奥尼尔失传短剧《驱魔》的剧本；法国里尔第三大学在线开放1810年法语学术手稿。这些珍贵、脆弱的纸质资料的数字化不仅为公众提供了鉴赏科学巨匠手稿的平台，也使得学术讨论与研究更加大众化。
同样，许多博物馆不断利用数字科技手段将藏品在线公开，成为人文学者获取资料的另一重要渠道。
“鉴古”打造“数字人文学科”
电子信息技术给人文学科带来研究潜力已成共识。上世纪60年代，英国高校图书馆开始在线公开馆内藏书时，赢得了普遍好评。但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研究的接受仍需一个过程。
早在17世纪，科学工作者就发现，要建立真实可靠的学术交流体系，需要发挥媒介的沟通作用。18世纪早期，学术小册子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料。1714年，英国政府颁布“经度法案”（Longitude Act 1714），高薪招募测量海上经度的学者。该法案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雅各·罗（Jacob Rowe）和詹姆斯·克拉克（James Clarke）为宣传他们的测量方案，印刷、派发了详述测量建议的小册子。这种图文并茂的学术小册子后来成为表达学术观点的新媒介。
如今，学术期刊、新闻报道和学术小册子在学术传播的舞台上仍发挥着积极作用。今天的人文学者应继承前人的开拓精神，大胆迎接数字科技为学术研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或许才是人文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