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下均简称《规划》)发布实施。《规划》共列入491个项目，分为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出土文献、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综合参考、普及读物和古籍数据库等九个门类。通过《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将逐步形成。在这里，我们邀请六位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规划》进行评介，以便读者了解《规划》。
规划绘蓝图 项目育新人
袁行霈
古籍整理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制定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时，自然将学术性放在第一位，反复考虑项目的学术价值，整理者的学术水平，以及整理方式是否合乎学术规范。首先，整理的古籍必须是有重要意义的；第二，整理者必须是研究有素的学者；第三，整理方式必须是适合整理对象的，最好是有创新性的。总之，希望这些项目完成后，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体现在最高的水平上，不仅为进一步的研究阐释提供最可信赖的版本，而且它们本身就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综观刚刚出台的《规划》，有几个亮点引人注目：一是突出了出土文献的整理。这类项目一共61种，约占全部项目的八分之一，其中有些是新出土或新发现的资料，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墓简帛集成》等。二是囊括了若干集大成的项目，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全明杂剧》等。三是覆盖领域宽广。在范围、种类和结构方面有较大突破，不仅仅局限于四部典籍，加大了农学、医学、天文、水利、建筑等各类典籍的整理出版力度。四是慎重对待前人已整理过的古籍。列入《规划》的新整理本必须是补充了新的资料，吸取了新的研究成果，后出转精，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订补本）》等。五是重视古籍数字化工作。这类项目共列入20项，既有古籍全文数据库，也有具有较高信息含量的知识分析系统，对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如《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收书2.5万种，50亿字；《二十四史知识分析系统》，运用新的科技成果，不仅具有检索功能，而且具有分析功能。
《规划》绘就了2011-2020年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宏伟蓝图，要实现《规划》目标，将项目转化为精品力作，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古籍整理出版人才，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特别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长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古籍整理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相对单一，教学与实践还不能顺利对接，更有甚者，听说前些年有的高校在考核研究成果时，竟然不承认古籍整理是研究成果，这真是咄咄怪事。我希望这种状况已经改变，并永远不再出现。古籍小组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特别注重加强项目的组织、协调和引导，提倡通过项目实施加强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规划》中不少特大型、大型项目，承担整理和出版的团队以经验丰富的老专家牵头，以功底扎实的中年专家为主力，带动一批青年学者和编辑，形成了老中青结合、承前启后的古籍整理出版人才梯队。
古籍整理是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取得好的成果，而一旦取得这样的成果便会有长远的意义，并非如昙花之一现，事过境迁便被时代抛弃。因此，古籍整理出版的价值不能完全用市场衡量。古籍整理工作者大多兼为学术研究者，如没有长期研究的积累便不可能做出卓尔不群的整理工作；出版社的古籍专业编辑，同样也为祖国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应当给这些钟情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群体应有的评价和相应的待遇，要建章立制，对那些多年来默默奉献、矢志不渝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以鼓励，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
今朝鸿猷远 古学薪火长
安平秋 顾永新
近日，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小组）主持编制的《规划》正式出台，这是古籍整理研究、古代文史研究及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规划分类合理，类目清晰，涵盖广泛，重点突出，是对多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并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规划涵盖了当前古籍整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反映了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展现了未来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趋势。规划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主要在于它的遴选和制定顺应了古籍整理研究的内在规律性，调动了相关学科学者和出版单位的积极性，经过自下而上的普遍申报，以及自上而下的反馈调整，最后由各领域权威专家认真评议，反复酝酿，这种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使得规划制定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先期的整理研究是出版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决定着出版的进度和质量。而古籍整理研究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校，所以小组在制定规划伊始即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密切协作，使得规划充分吸纳了近年来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的成果，以及高校古籍整理的中长期规划，这就保证了规划的代表性和前瞻性，也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纵览整个规划，布局合理，主次分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并重，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整理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研究是整理的深入和升华。同时，也考虑到大型项目与中小型项目的有效衔接，既有《中华大藏经续编》、《道藏外编》、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唐五代诗》等大型或超大型项目，也有单个别集或经史著作的整理研究。研究方法不一而足，以汇编、辑录、标点、校勘、注释、影印等古籍整理通常应用的方法为主，也根据不同介质、不同研究对象相应地采用一些灵活、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古籍整理研究人才梯队建设也是规划的着眼点之一，既充分发挥年高德劭的老专家的优长，又注意调动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的积极性；以大陆学界为主导力量，间以个别海外学人以为辅佐，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内外的学术交流。
规划高屋建瓴，学术视界开阔，既立足于传统四部书的整理研究，也兼顾到边缘材料，如金石、民间俗文学资料、档案等的应用和整理。同时，也注意及时捕捉新的学术生长点，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整理研究、国外所藏敦煌、吐鲁番、黑水城文献的汇编、影印等等都为当下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学术性和普及性的兼顾也是规划的一个特点。尽管规划中普及类项目数量不多，但规模及影响甚巨，如《大中华文库》计划将上百种古籍先译成白话，再译成外文，对于普及、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规划还充分考虑到当今电子信息时代对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加大了对于古籍数字化的支持力度，共列入20项，其中包括“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项目，收录商代至1911年汉字古籍和出土文献，约两万余种，五十亿字。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古籍整理研究的范式，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促进研究水平的提升。
规划项目覆盖面广，全国各主要科研院所大多有项目纳入，其中以小组和古委会为龙头的重大项目尤其值得关注，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于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高度重视，以及通过整合全国力量集中起来办大事的优越性。例如，为了落实中共中央1981年37号文件和陈云同志指示精神，两部门多年来致力于流失海外的古籍的复制、整理工作。小组主持的“海外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项目、古委会正在进行或即将启动的日本、美国、欧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汉籍善本丛书项目等都是规划的一个个亮点，对于促进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相信，有这样一个成熟、精到的规划作为指引，今后若干年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必将精品迭出，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学术进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奉上累累硕果。
十年磨剑出精工
程毅中
《规划》的公布，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作为多年来曾致力执行和参与讨论古籍规划的一名出版工作者，不禁欢欣鼓舞，感慨良多。
从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那天起，就强调古籍出版工作要有计划性。针对当时古籍出版比较杂乱的现状，领导部门提出要“要啥出啥”，而不能“有啥出啥”。当时草拟的《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就是体现国家规划的导向性和系统性的一个措施，对各出版社的组稿计划起了明确的指导作用。
1981年，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随即恢复了因“文革”中断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草拟了新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草案，很快就取得了不少成果。三十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刚刚制定的《规划》，是在继续以前历次规划并总结了过去经验之后的成果，令人深感鼓舞。试谈几点即兴的感想。
1.《规划》以十年为期，比以往五年为期的规划时间长了一倍，比1960年的八年规划、1982年的九年规划也丰富得多，因而容纳了一些重大项目，可以及早安排。有些选题需要长期积累，十年磨剑，精雕细刻，就有了充分的余地。
2.《规划》是在已有多年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的，含有某些拾遗补阙的意图。如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列了38种选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列了28种选题。这两套丛书已经出了不少好的和较好的书，现在再列入一批新的选题，大概意在配补缺项，在这一个十年内完成整套丛书的计划。
3.《规划》除了容纳了出版社申报的选题以外，还列入了一些规划小组提出的重大项目，如《古本戏曲丛刊》的六、七、八集和《中国总书目》等，意在用更多的力量来抓重点选题，体现了国家的主体意识和规划的系统性、导向性。另外，古籍数字化是当前急需的、大有前途的工程，但目前遇到了许多问题。我觉得有些问题不是个别出版社、个别企业所能解决的，需要国家来统筹安排。因此，《规划》列入的《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项目（50亿字），特别值得注意。
4、《规划》主要是根据各出版社申报的选题而制定的，包括了一些非专业的出版社，因此思路很宽，整理的方式也多。以往我们出版社强调国家规划的导向性，往往命题征稿。1982年以后就逐步改变方式，就学者已有积累的成果组稿，确定选题，经出版社申报，再由小组评估后列入规划，这就扩展了选题，开发了稿源。但小组还是要承担协调、调控的任务，加强精品意识。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要注意学术评价和市场评价的反馈，遴选并推荐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以体现我们的努力方向。
历史感 现实感 方向性
程章灿
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需要制定规划。一个好的规划，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现实感，还要有明确的方向性。《规划》经过长期的酝酿、讨论和修订，在历史感、现实感和方向性上都有突出的表现。
列入《规划》的项目，总共491项。对一个十年规划来说，这个数目似乎并不很大，但是，《规划》所涵盖的书目，其实远远超过491项。因为有很多项目，都是丛刊、丛编性质的，故一个项目之中往往包含多种书目，例如“中国古代美术史名著校注”就包含了三辑18种书目，而中华书局即将推出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则有24种。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标志性成果。近三四十年来，各学科学术研究日益推进，电子数字化等各种现代研究手段被广泛使用，使得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越来越突出。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项目得以列入《规划》，凸显了强烈的历史感。《规划》中还有不少在前人古籍整理成果的基础上后来居上的项目。例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之于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五代诗》之于清编《全唐诗》等。这些项目依托当今文献资源，发挥当代学术积累和现代研究手段的优势，可望后出转精。
重视海外回归文献的整理与出版，也是整个《规划》的一大亮点。从《规划》中所列的《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丛刊》、《海外所藏稀见书画文献丛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丛刊》等项目名称中，便可大概想见这些文献的内容与规模。而规模宏大，同时也最具系统性的，是由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主持的《日本藏中国宋元善本》、《日本宫内厅藏宋元版汉籍》以及对韩国、美国、英国、俄国等地所藏重要汉籍丛书的整理与出版的系列项目。倒退二十年，这些项目是不可能设计出来的，即使设计得出来，也难以完成。从这个角度来说，《规划》可谓把准了当今学术脉搏，有突出的现实感。
近年来，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中都出现了一些新的热点，在《规划》中也有所反映。以文学艺术类为例，“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江南女性别集丛编”、“回文集”等项目，分别涉及佛教文献与僧侣文学、江南研究与女性研究、文体形式与游戏文学，但是，在以往的古籍整理出版中，这些文献却较少受到重视。这些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定然使我们对这些文献的数量刮目相看，重估其价值，也必将推动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
《规划》所涉及的整理方式丰富多样，最值得一提的是“古籍数字化”一类。虽然这一大类之下只有20个项目，但是其所囊括的书目涵盖面极广。所列项目既适应了当前学术界的需求，也顺应了古籍整理与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指出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现代化的方向。 古籍自然是历史的产物，而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却要立足于现实，致力于承前启后，沟通过去与未来，它的根本方向，是指向未来的。这就是文化传承的方向。《规划》所指引的，也正是这样的方向。
在希望的田野上
张涌泉
1981年，中央下达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包括出土文献在内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事业。但由于种种原因，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也存在一些遗憾和不足：新材料的刊布跟不上出土发掘的步伐；新材料的整理出版往往是初步的，粗犷式的，存在的问题不少。另外，由于印制技术的限制，一些早期的影印出版物图版的效果也不够理想。
有鉴于此，这些年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古籍（包括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宏观指导。继此前业已实施的六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之后，最近又制定颁布了《规划》。列入其中的出土文献项目，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新材料的刊布。这些年新发现的出土文献资料层出不穷，以致新材料的刊布跟不上出土发掘的步伐。列入《规划》的出土文献类项目，大多数属于新材料的整理刊布。随着这些规划项目的完成，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都已在整理出版之列，它们和传世文献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互相补充，缺一不可。
集大成的汇编。如上所说，新材料的整理出版开始时往往是粗犷式的，精细度不够。《规划》对一些后出转精的集大成的汇编项目给予了重点支持。如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是我国最具震撼力的出土文献之一，但当时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内容不全，所附释文也有不少疏误。列入《规划》的《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就是这一整理工作的最终结晶。又如列入《规划》的《敦煌文献合集》（史部、子部、集部），是《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后续部分，是敦煌文献整理集大成、总结性的经典之作。
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出土文献整理刊布是为后续研究乃至进一步的弘扬服务的，可以说整理刊布是手段，研究弘扬是目的。作为国家层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适度安排一些立足在整理基础之上的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也是需要的。就出土文献方面而言，列入《规划》的《金文字词集释》、《战国出土文献字词集释》、《战国文字类纂》、《秦简牍整理与研究丛书》等都是立足于出土文献的研究性著作，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都值得期待。 此外，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出土文献的数字化也没有在《规划》中缺席，如《殷周甲骨文知识库》、《古代简帛文献知识库》、《古代碑刻文献知识库》等一些出土文献的数字化工程也都已考虑到了。
总之，地下之新材料的刊布、整理、研究乃至数字化都在《规划》中有了充分而全面的展示，这些项目的全部完成并出版，将构筑起一座巨型的出土文献书库，在出土文献这片希望的土地上,展现出一个让人憧憬的整理研究的春天。
承前启后 体大思精
杜泽逊
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制定的《规划》，是一部能够体现当代学术水平的、体大思精的、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国家规划，称得上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又一里程碑。
这部《规划》，首先体现了国家古籍整理事业的延续性。《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是新中国成立后代表性古籍整理成果的进一步修订完善工程。公认的高水平古籍整理丛书，如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28种）、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38种）、《唐宋史料笔记丛刊》（22种）、《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6种）、《新编诸子集成续编》（8种）、《理学丛书》（15种）、《中国佛教典籍选刊》（16种）、《道教典籍选刊》（23种）等，都显示出踵事增华的强劲势头。有些项目则接续传统系列成果而不断开拓，如陈尚君《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订补本、杨镰主编《全元诗》、黄天骥、黄仕忠主编《全明杂剧》、《全明传奇》等，都是“全”字头的新拓展。
《规划》还体现了国家层面上的导向性。有的项目尚未落实整理者，或者尚未落实出版者，但却列入了《规划》。例如郑振铎主持而没有最后完成的《古本戏曲丛刊》，此次《规划》列入了第六、第七、第八集。《规划》还列入了《中国总书目》，包括古籍总目、民国总书目、新中国总书目，从历史上看，这是总结我国学术文化成果的最好方式。全国高校古委会的《韩国奎章阁汉籍丛书》、《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汉籍丛书》、《俄藏重要汉籍复制50种》，出版单位均“待定”。同样集中体现了国家层面古籍整理规划的系统性和前瞻性。《规划》第九类“古籍数字化”列入的20项较大规模的数字化工程，显示了我国古籍资源数字化逐渐步入正规化、严谨化、政府化、公益化的可喜方向。所有这些，可以说体现了国家层面规划的特点。
《规划》中列入了一批填补空白的项目。这样说也许不够恰当。有些古籍在学术界很有名气，却因种种原因，没人去碰。例如《宋会要辑稿》、《新元史》、《明史稿》（万斯同）、《五礼通考》、《读礼通考》、《类要》、《王世贞集校笺》、《冯舒冯班全集》、《王韬全集》等等。应当说属于难度很大的一批项目，承担这类项目需要相当的学术魄力和牺牲精神。“聪明”人大都不轻易碰这类项目。我想在这类具有文化积累性质的项目上花些功夫，无论是整理者还是出版者，都是值得的。
列入《规划》的出土文献、明清近代档案文书、海内外古籍善本、稀见戏曲曲艺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无不是学术界盼望已久的宝贵文献资料，这些出土或传世稀见文献的次第整理出版，不仅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方面厥功甚伟，而且将引发大量新的研究课题，解决大量历史疑难，推动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