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兆国：文化自觉的双重维度

　　任何民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文化自觉的难题。文化自觉有双重维度，一方面是对文化传统的自觉，另一方面是对人性的自觉。

　　文化传统不同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一般是指一个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经过较长历史时期创造和积累的文化遗存及其载体，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和心态的各种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如同江河奔流，是泥沙俱下的，因而对待传统文化就存在批判与继承的问题。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中合理的内容，剔除不合理的成分，就需要确立文化传统的观念，这就是对文化传统的自觉。

　　文化传统是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区分的精神标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深潜于民族文化意识中，是一种民族文化不断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活的动力。如果将传统文化比喻为奔流不绝的江河，那么推动江河之水流动的就是文化传统。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凭空发展出新的民族文化，而只有在前人创造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发展；也不可能随意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文化的生命力内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存留，其积极的因素是每个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其消极的因素则是发展的障碍。如何激发积极因素，消除消极因素的影响，也包含在如何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中。

　　文化作为人类进程中的创造物，既有创造性的一面，也有毁灭性的一面。文化的创造性体现于文化的人化进程。人化的进程中，既包括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相统一的进程，也包括人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人化相统一的进程。在人化的进程中，人类不断创造出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而其中人化进程的价值观念居于核心的层次。健康的、积极的价值观能够引领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文化的毁灭性则体现于文化的非人化进程中。文化创造的进程并不能总是得到实现，其原因就在于文化的非人化进程阻碍了文化创造的实现。文化的非人化进程虽然不是人类主动追求和创造的，但是其却贯穿于文化发展过程中。黑格尔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对传统的、习惯的观念的否定，是对所谓神圣事物的反叛。历史的进步正是通过推翻旧传统、旧制度、旧秩序、旧习惯，代之以新制度、新秩序、新习惯来实现的。

　　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文化自觉必须正视对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传统不是回归传统，更不是毫无批判地复兴传统，而是寻求文化传统的活力所在。在对传统经典的梳理和解释的基础上，从我们时代发展的特征出发，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新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说实现了我们时代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除了对文化传统的自觉以外，还需要人性的自觉，这是文化自觉在人性发展维度的落实。

　　人性的自觉指人追求自我全面发展的意识的觉醒。任何民族在遇到变革、开放和大发展时期，都难免会暴露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文化的非人化进程虽然不是必然出现于某个历史时期，但文化的这种倾向却始终存在。民族性的劣根性就是文化非人化在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具体表现。面对这种问题，就需要我们对人性的自觉有充分的认识。这是解决一切现实人性问题的前提。

　　人性的自觉体现在人性能力的自觉上。人性能力又可以分为人性本质层面的智慧能力、人性价值层面的实践能力和人性操作层面的技术能力。人性的自觉最容易在操作层面得到实现，这是人作为生物最为基本的求生能力的自觉。在这一层面，人性能力的自觉就是寻求生存下去的方式，任何能够维持个体生存的方式都可以带来人性技术能力的提高。但是，人性技术层面能力的自觉受制于人性价值层面的自觉。因为某种具体的生存技术手段往往会导致社会的价值冲突，并不是任何追求生存的手段都是合理的，都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因此，适合于人性操作层面的技术生存方式必须得到合理的价值引导，这就需要提升人性价值层面的实践能力。人性价值层面的实践能力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合理的人性价值追求才能够保证人性技术能力的真正实现。价值观念的自觉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能否达到和谐的境地。确立何种核心价值就成了民族文化自觉的关键、人性自觉的基础和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某种核心价值体系是否能够在社会关系的实践中取得引领作用，取决于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是否满足了人性本质层面的智慧能力的需求，也就是文化终极创造层面的需求。

　　如果说在人性操作层面体现的是人要活下去，在人性价值层面是人要活得好，那么在人性本质层面体现的就是人为什么而活。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不是靠他活下来以及他是否活得好表现出来的，而是靠人性本质层面的安顿来实现的。体会安身立命的意义才是人性本质的要求。放弃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人性自觉。人性自觉的最高状态就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在一个意义缺失的时代，人性能力陷入异化当中，人性的自觉就无从谈起，文化自觉自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人性的幽暗意识连同文化的非人化倾向一并爆发出来。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人性自觉的角度不断提升人的全面发展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实践能力和智慧能力。这样的过程是漫长的，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心态文化层面的改变，从而实现文化传统的自觉和人性的自觉，最终实现民族文化自觉。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