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从喊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口号的那一刻开始，就把自己送上了国际赛场。国际赛场使用国际标准，为了提高名次，需要改造自己，“国际化”自然成为大学改革竞相追逐的目标。然而，还有一种说法最近被提得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否则便不能成功。中国特色，当然要反映中国独有的价值，体现中国主体。人文学术率先肩负起这一重任。于是，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陷入了“国际化尚未成功，主体性更需努力”的双重焦虑。
最近，北京大学宣布启动“燕京学堂”项目，计划招收65%的国际学生，用中英双语授课，学制一年，授予“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称，要建设“兼具中国主体和世界眼光”的“中国学”，“服务于国家战略”。此举可谓及时回应了“有中国特色”的要求，似乎也抛出了中国顶尖大学应对国际化与主体性焦虑的首个方案。然而，“燕京学堂”项目自公开之日起就备受质疑。寄予过高的学术期待，不符合一年制硕士项目的国际惯例；用外语教授“中国学”，国际生多于本国生，也与“中国主体”南辕北辙。这样的“燕京学堂”本身不值一驳，但却提醒我们，身处中国大学人文科学陷入焦虑和等待抉择的关键时期，有必要认真思考：我们的文史哲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与国际接轨和“坚持中国主体”方面已经做了什么，还需要做什么。
不久前，一位美国名校的中国史教授休学术假，顺访北大。我指着校园里的一座建筑告诉他，这是专门延请海外汉学家访学讲课的地方。他说：“你们现在研究做得很好，为什么还要花钱请他们来？”这话从一位“洋教授”口中说出，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但也能够反映一些海外中国研究者的真实看法。他们认为，国内的中国史研究已经具有国际水准。有海外学者甚至公开提出，应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学，尽可能用中文写作，与中国学者加强交流。当然，也有更大一部分的海外中国研究者仍然主要从资料的角度引用中国学者的成果，重考古报告、古籍整理而轻视论文专著，认为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存在很多偏见，水平尚有差距。
海外学者的这些看法，可以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就我相对熟悉的唐以前历史而言，日本学者整体较强，欧美学者比较擅长先秦两汉，魏晋隋唐稍弱。中国学者在50至70年代全面落伍，从80年代开始追赶。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学者水平不逊于海外，最近的新生代则可以说已经在同年龄段中相当领先。当然，这主要是从研究课题范围和细致深入程度而言。我们有语文和人数上的天然优势，加之近年来日本和西方的中国研究趋于萎缩，彼消此长，取得领先既不足喜，也不足怪。现实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我们的上述优势，海外中国研究者尚未完全认可。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国际化还做得不够，不少学者缺乏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和推介自己学术成果的能力。还有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以英语世界为中心的西方掌握着国际学术的话语权，这一点也许更具根本性。处在这样的现实中，接受西方主流的学术方法和问题意识，用英文研究和写作，当然更容易赢得认可，从而融入国际学术。筹办中的“燕京学堂”意欲突出英语教学，重金聘请美国教授来讲“中国学”，以求与国际接轨，就是采用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