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遭遇了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这种社会转型也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担负起探索走向未来道路的任务。而为了承担起这项任务，就必须处理好历史与现实、数字与事实、自然与社会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历史与现实”既是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它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历史观；“数字与事实”意味着我们应当拥有怎样的一种科学观念，是直面事实去开展社会科学研究，还是把视线全部投向事实的可数字化方面？“自然与社会”是指在研究中如何处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成为自然科学的镜像，还是应当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许多历史上的社会现象都会在历史横断面上铺展开来，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把历史放置在现实之中。其实，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着独特的社会现象，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并在现实中依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不应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重心，至多只是我们把握现实之历史脉络的材料。反之，如果把历史积淀下来的因素作为关注重心，就会低估那些伴随时代发展而新出现的因素的价值，就会对历史上的辉煌抱有诗意的幻想，甚至总会找到证据证明今不如昔。事实上，在人类进步的足迹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那些新生的社会因素逐渐成长起来，并引导着历史前行的方向。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得历史积淀的因素、新生的因素都汇聚到了一起，并相互激荡，甚至使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哪个方面呢？我们虽然主张从现实出发，但决不是从历史积淀下来的那部分现实出发，而是要从新生的社会因素出发。唯有如此，才能提升研究的价值，才能找到人类前进的方向，才能把人类从当前的风险社会中引领出来。
当我们从现实中正在成长的因素出发去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又该如何处理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史所给予的一切？科学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特别是对于作为思维赖以进行之基础的知识而言，必须最大可能地加以继承。但是，这种连续性是建立在某种话语得以延续的基础上的，如果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替代，那么，历史上的科学就可能消失。科学是有历史的，现代科学仅仅是现代的科学。当人类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会去建构新的科学。正像现代人嘲笑古代神话和原始巫术一样，后人也可能会对今天的科学之肤浅表达相同的看法。所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无法指望把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现代科学完整地继承下来。如果要讨论现代科学对面向未来的科学建构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在现代科学的解构中会留下一些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作为知识而被面向未来的科学建构所接受。
其实，我们已经被置于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以往的认识以及把握世界的方法和路径都陷入了失灵的境地，致使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也无法从任何一个切入点介入而获得合乎逻辑的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哪怕是形成片断的正确认识，也变得极其困难。科学对社会行动的作用力下降了，使实践越来越丧失了合适的科学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基于时代中新呈现出来的现实去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于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以求为行动提供理论支持。
在数字与事实之间
福柯指出，从19世纪开始，人文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处处都“设法从数学出发去整理所有现代认识”。实际上，从20世纪后期开始，“数字化”已经成为一个热词，它使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以夸张的形式凸现了出来。近些年来，随着“大数据”概念的提出，“数字化”一词不再仅限于描述某些技术特征，而是具有了类似世界观的内涵，甚至包含了诸多重塑社会以及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方案。这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也必须积极适应数字化发展的新要求。
但社会科学研究很早就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引领下，走向了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现今流行的实证研究基本都在运用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但所有作为研究对象的因素都被认为是可以通过量的形式加以表达的，而且是可以加以运算的，至于那些难以纳入运算之中的实质性因素都被有意识地忽略了。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是通过分析、分解的方式，从对象中发现片面的、片断的构成要素，将其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参数，进而纳入到模型之中进行运算，以至于所有实质性的因素都被剔除了。应当看到，在工业社会处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这样做能够让人类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进而按照这种认识去重构世界。然而目前，依此方式能否获得真理性认识变得可疑了，这也要求人们重新审视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走向数字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追求精确性而走上了对数字的依赖，并形成了研究方法上的路径依赖。从定量研究到大数据的出现，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科学的贡献，而在于整个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社会科学定量研究方法的观念化于此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正是由于社会科学数十年来的定量研究，使人们形成了世界可以数字化的观念，并使人们逐渐意识到“数字世界”的存在。但是，大数据的出现又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这种定量研究：第一，大数据意味着科学研究对象不是静态的，不能静止地去观察和认识；第二，大数据意味着研究对象不是简单的、可抽象把握的，或者说，无法从对象中抽象出若干个变量；第三，大数据意味着研究对象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第四，大数据意味着研究对象不是明确的和稳定的，而是因为处在变动过程中而变得模糊和不稳定。面对这些挑战，社会科学的既有定量研究通过自我更新而获得新生的空间几近于无，因而需要通过话语重构即范式的变更，去开辟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路径。
现实生活的确有着数字化的特征，但“数字”一词却包含着抽象的内涵，是在抽象掉了事物的质的方面的内容后而获得的对事物形式方面的把握。“数字化”要求的是抹去了事物的特殊性之后而看到的普遍性。大数据恰恰对此形成了否定，因为它要求复现事实而不是从事实中抽象出一组数字。就此而言，大数据是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就各种迹象来看，拒绝抽象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对一般性、普遍性的追求正在失去合理性。但“数字化”概念所包含的抽象内涵是与这一基本趋势相背离的，而且势必会渗入到人的思维方式中，进而对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作出错误的认识，并在实践时可能促使后工业化偏离方向。因此，我们需要对大数据作出正确的解读，需要在大数据要求“复现事实”的意义上去建构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
在自然与社会之间
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产生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架设了桥梁，特别是社会科学极力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使人文科学开始向自然科学“投降”，成了自然科学的“奴婢”，因而彻底抛弃了它在近代早期的那种思想建构勇气。原则上讲，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具有相通的地方，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但这决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和同化，而是建立在学科自主性的前提下。可是，到了工业社会晚期，人文科学除了在名称上、研究对象上还被看作与自然科学相区分，实质上却成了自然科学的“殖民地”。这使得人文科学逐渐失去了为社会进步提供科学保障的资格，人文学者也受到了社会的轻视、蔑视。结果，工业社会虽然创造了物质文明，但却没有让个人道德取得丝毫进步，没有让人类的共同生活变得更加和谐，反而陷入了风险社会。
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然科学的征服工具，是源于启蒙思想的科学追求，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们所发现的理性，在自我成长和分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神往，并按照自然科学研究的方式研究社会，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因为这种巨大成功，使人文科学渴望转型，完全失去了思想建构的功能。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科学已经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科学把握，社会科学家们殚精竭虑的研究工作不仅不能有效实践，反而经常性地误导实践。因此，我们需要对社会科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努力去发现社会科学的重建之路。
在对社会科学的外在特征进行观察时，我们也会发现，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是站在静止的某个点上去观察世界和阐释理论的，基本上是牛顿原理的应用，至于相对论原理则一直未被采纳。尽管在整个社会科学的成长过程中，对照搬牛顿机械原理的做法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但这种不幸还是发生了，并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在自然科学领域，相对论、量子力学早在20世纪初就宣布了一个新范式的出现，而社会科学直到今天还沿用着牛顿的机械原理。这一状况在实践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人类引入了风险社会。更为可悲的是，在危机事件频发的条件下，应对措施依然是在这种机械原理中寻求出路。无论如何，关于社会以及人的研究应该属于科学，只不过它应是一种相对于自然科学、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科学，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科学不仅不应成为自然科学的镜像，而是需要直面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进而努力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